中国近代最早介绍日本的书，是晚清时期外交家黄遵宪（1848—1905）所撰的《日本国志》，黄遵宪自1877年赴日并出任中国驻日本公使馆参赞，他广泛收集日本文史资料，“网罗旧闻，参考新政”，大约在1882年春完成了初稿，作为详尽透视和了解日本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第一本书，受到当时著名的外交家李鸿章、张之洞等人的重视，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却未能出版。

鸦片战争后，虽然有一些开明的知识分子开始睁眼看世界，但他们关注的重点是西方列强，而对东邻日本并未予以重视，如魏源的《海国图志》这样的名著，竟然把日本说成是由对马、长崎、萨山司马（即萨摩）三岛组成，在当时中国人的认知中，中国是“天朝上国”，根本没有把日本放在眼里，遥想汉唐宋元时期中日两国政府和民间的频繁交流，这不能不说是一大缺憾。

1894年发生的甲午战争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非常深远的影响，可以说是列强瓜分中国的序幕。同时也让更多的仁人志士猛醒和反思，这就有了后来的公车上书，百日维新，以及后来一系列中国历史上的巨大变局。

1895年底马关条约割地赔款之后，《日本国志》也终于有机会得以出版，在士大夫中间广为流传，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当时人们对《日本国志》的关注，更多是因为受到中国在这场战争中战败的刺激。甚至有人感叹，如果国人早读到此书，或许会省去甲午之战失败后二亿两白银的战争赔款和台湾澎湖的割让。

《日本国志》书稿内容涉及日本的天文地理、政治经济、风俗宗教、军事法律等诸多方面，总计四十卷，可谓是一部关于日本的百科全书。

这里首先为大家引述一段黄遵宪自己对撰写这部书意图的说法：

昔契丹主有言：“我于宋国有事，纤悉皆知；而宋人视我国事，如隔十重云雾。”以余观日本士夫，类能读中国之书，考中国之事 ；而中国士夫，好谈古义，足己自封，于外事不屑措意。

黄遵宪引用中国历史上宋辽战争期间的旧事，显然是想唤醒读者的问题意识。宋辽之间长达 25 年的战争，结成“澶渊之盟”，最终以宋王朝惨败并割地赔款告终。虽然有很多原因导致了这种结局，但“宋人”对辽国的认知“如隔十重云雾”，未做到“知己知彼”，可以说难逃其咎。

马关条约签订割地赔款这种悲情的氛围中，《日本国志》的出版犹如及时雨，迅速催生了国人对于这个一衣带水却已经相当陌生的邻居的巨大兴趣，出现了近代历史上的第一次“日本热”。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勇老师的观点是甲午战争之后中日之间的关系达到了一个最高的蜜月期，警醒了的中国人实际上开始深刻反思失败的教训，特别是1897年之后。这个时期有大量的仁人志士到日本留学或从事革命活动，包括孙中山先生，戴季陶等人。

这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第一次真正亲身感受世界，他们的视野、观念和格局顿时开阔起来.。短短几年间，“ 科学”“民主”“民族”“政治”“经济”等日本创造的富有时代自我意识的新“名词”，迅速影响了中国，并最终促进了中国后来的民主革命进程。

此后，加入赴日留学大潮，并追随孙中山先生在日本加入同盟会的戴季陶先生，深入了解日本民族的特性和成因，于1928年写就了《日本论》一书，虽然整本书篇幅不大，但该书却通过24个章节，对日本的神权思想、政治制度、武士道精神、政党制度、国民思想，审美意识产生及发展情况做了全面而客观的解读。在今天看来，还是有很大借鉴价值。

在西方国家研究日本的书籍当中，最出名的应该就是那本众所周知的美国学者所著的《菊与刀》了。其实《菊与刀》的作者在写作之前是从来没有到过日本，这本书涉猎广泛，资料翔实，从纯学术的角度来讲，不失为一部系统化的论著。但是作者很多的观点是基于西方文化的视角去理解东方，书中所写的很多日本人的特质可能是东方人的共性，而离开了中国文化或者说中国文化圈，日本文化是无从谈起的。

戴季陶在《日本论》开篇写道：

你们试跑到日本书店里去看，日本所做关于中国的书籍有多少？哲学、文学、艺术、政治、经济、社会、地理、历史各种方面，分门别类的，有几千种。“中国”这个题目，日本人也不晓得放在解剖台上，解剖了几千百次，装在试验管里化验了几千百次。我劝中国人，从今以后，要切切实实地下一个研究日本的工夫。他们的性格怎么样？他们的思想怎么样？他们的风俗习惯怎么样？他们国家社会和国家的基础在哪里？他们的生活根据在哪里？都要切实的做过研究工夫。要晓得他的过去如何，方能晓得他的现在是从哪里来的。”

同时，戴季陶也提到这种研究的最终目的，便是“晓得他现在的真相，方能推测他将来的趋势是怎样的。拿句旧话来说，‘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无论是怎样的反对他攻击他，总而言之，非得晓得他不可。”忧国忧民之心，在此书当中展露无疑，而且这里的观点和黄遵宪有异曲同工之妙。

有信仰且好美的国民

一个人如果不好美、不懂得审美，这一个人的一生，是最可怜的一生。一个民族如果把美的精神丢掉，一切文化，便只有一步一步向后退，而生存的能力，也只有逐渐消失。“美”是生存意义当中最大、最高、最深的一个意义。

所以我论日本民族的特点，和寻他所以能发展进步的原因，第一，我确实相信日本人具有一种热烈的“信仰力”。这“信仰力”的作用，足以使他无论对于什么事，都能够百折不回，能够忍耐一切艰难困苦，能够为主义而牺牲一切，能够把全国民族打成一片。第二个特点，我就举出好美这一件事来。这和信仰同样是民族最基本的力量。有了这两个力量，一个民族一定是能够强盛、能够发展。只要这两个力量不消失，民族决不会衰亡，我希望中国的青年们要猛醒呵！

日本民族一般比中国人审美的情绪优美而丰富，这恐怕是的确的批评罢。

日本人的艺术生活，是真实的。她能够在艺术里面，体现出他真实而不虚伪的生命来。我远想称赞他们一句话，就是“日本的审美程度，在诸国民中，算是高尚而普遍”。如果我们从他的德性品格上去分析起来，崇高、伟大、幽雅、精致，这四种品性，最富的是幽雅精致，缺乏的是伟大崇高，而尤其缺乏的是伟大。

关于日本人与日本文明，戴季陶这么论述：

然而他们以赤条条一无所有的民族，由海上流到日本岛，居然能够滋生发展，平定吐藩，造成一个强大的部落，支配许多土著和外来的民族，而且同化了他们。更从高丽、中国、印度输入各种物质的、精神的文明，而且能够通通消化起来，适应于自己的生活，造出一种特性，完成他的国家组织。更把这个力量来做基础，迎着欧力东侵的时代趋向，接受由西方传来的科学文明，造成现代的势力。民族的数量，现在居然足以和德法相比。在东方各民族中，取得一个先进的地位。这些都是证明他的优点。

如果一个民族，没有文明的同化性，不能吸收世界的文明，一定不能进步，不能在文化的生活上面立足。但是如果没有一种自己保存，自已发展的能力，只能被人同化而不能同化人，也是不能立足的。

日本人对于自然美的玩赏，是很有一种微妙的情趣的。

《徒然草》的序文上说：“在花间鸣的黄莺，水里叫的青蛙，我们听到这些声音，就晓得一切有生的生物，没一样不会作歌。”这一种自然审美的趣味，在日本的确是很普及。不过气局偏小，没有平原广漠，万里无云，长江大河，一泻千里的气度，是他一般的缺点。日本人一与中国人交际，最令我们感觉不愉快的，就是这一个性格。

最使我们注意的，是造园、盆栽、生花。把某处的天然风景缩小若干分之一成为一个园林，把某处的某一株松柏的奇古形态作标本造一个盆栽，把某一家的画法作基础开出一种生花的流义，这些还是顶普通的外形。在这当中，更潜伏着很特殊的想像力和创造力，使死的东西添出生意。胡床边的篱落，决不使我们生城市山馆的厌气；优美的茶间当中的瓦壶竹档，决不使我们发生瓦盖草堂的恶感；村落间墙壁上贴着的浮世画，决不令我们觉得有看三官神像那样的劣等情绪；乞食的穷和尚，吹着古韵悠扬的尺八，比之我们听宣卷，要生几十倍的耽想中古时代历史。这种种地方，都是人人很容易觉察得到的。

以上摘取的只是《日本论》当中一些点滴，日本审美，日本文明的发展这些论述，大概能通过作者的观点，对于我们对日本社会的理解多一个视角，当然，此书也是戴季陶在一定的时空条件下为特定目的和对象而作，不能涵盖其对日观的整体。

戴季陶曾向胡汉民征询其看法，并邀其做序，后者认为文字尚佳，但主观过重，“好像有心说人家的坏话，人家有些好处，也说成坏处了”。戴季陶佩服此评语“一语道破”。他写《日本论》，就是想“改正从前偏执成见的毛病，全以平心静气的研究”。胡汉民读后掩卷叹服道：“大抵批评一种历史民族，不在乎说他的好坏，而只是要还他一个究竟是什么？和为什么这样？季陶先生这本书，完全从此种态度出发。”。戴季陶在书中很早就明确指出日本对外扩张侵略的野心和必然性，中日两国间大规模的冲突不可避免，而日本永远不可能令中国彻底灭亡。同时他又认为，日本对外侵略扩张是明治维新后国力膨胀的结果，带有全民性，想要扼制或与之对抗，根本的解决办法，是像日本那样发展现代化，实现中国自身的富强，并以中国传统文化弥补日本现代化带来的种种弊端。

抗战开始时，戴季陶坚决批判国民党内的亡国论，指出离开南京最多十年八年，一定会重返的。他写信给儿子：“彼欲并吞中国破坏中国之企图，其失败将尤有甚于拿破仑之末路者……中国之前途决不悲观。”